從法律上來說，英美法系的國家認為收款人很難成為票據法的正當持票人。在英國的R.E.Jones Ltd. v. Waring and Gillow Ltd.（〔1926〕A.C.670，reverse 〔1925〕 2 K.B.612,C.A. ）一案中，法官認為：“盡管票據法第2章的“持票人”一詞包括票據的收款人如果上下文沒有其他規定；但第29章（1）顯示“正當持票人”是通過“流通轉讓”而取得票據的人，第31章規定票據的流通轉讓是通過交付或背書交付實現的。通過以上定義，很難看出支票的收款人（payee）是如何成為票據法的正當持票人的�！氨M管該判決備受爭議，但其中確立的原則難以改變，如果要成為正當持票人，必須是支票的被背書人（endorsee）或來人（bearer），但不能為收款人（payee）。（The Law and Practice of Banking Volume 1 by J. Milnes Holden  fourth edition 1986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at the Bath Press，Avon一書P.157-158 ）。這一觀點在新加坡地區法院2000第52號案例關于CREDITAGRICOLE INDOSUEZ V．BNP，BNP中得到確認。法庭拒絕保兌行成為信用證正當持票人的主張，理由一是信用證是一種不定條件的或有支付，因不具備匯票的必要條件所以不是匯票；二是BNP不是匯票的被背書人。固定法條文規定正當持票人并不包括原始收款人。

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的香港銀行，在處理信用證業務時，將匯票的收款人變為出票人或其指定人，而不再是傳統上習慣以交單行或其指定人為收款人，然后由出票人做空白背書或特別背書（DCI VOL.7 NO.1 WINTER 2001 PAGE 10， FUNG KING-TAK ON THE LEGALITY OF SILENT CONFIRMATION）。

因此，以受益人往來銀行為收款人的信用證業務中，出口銀行在英美法系中很難確定自己的正當持票人的法律地位，在欺詐發生時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證。我國銀行界目前的做法存在著一定缺陷，雖然給與融資支付了對價，但是依據票據法和判例法，匯票的收款人不是正當持票人，也不是匯票的被背書人，一旦到期前發現欺詐，很難主張自己免受受益人權利缺陷的影響。比較妥善的做法是，銀行在議付時要求出票人(受益人)將匯票收款人做成受益人的指定人，然后再經出票人做空白或特別背書給銀行。